１９９１年，郑岚与同学在深圳东门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就餐

１９８８年买了第一架钢琴，夫妻陪着儿子在家里练琴

１９８８年，郑岚（左）与同学摄于荔枝公园，远处为深圳大剧院

１９９０年６月２７日，郑岚身穿实验学校校服在体育馆前拍照纪念１７岁生日。（身后远景为长城大厦）

  本报记者 刘悠扬

  抽一根烟走完“全城”，踩着泥巴扛着单车上班，一家五口挤在１１平方米的“垃圾房”，每周坐两小时公交车去惠州买菜……只有最早的深圳人，才会拥有这样艰苦而充实的回忆。作为深圳市建设银行第１６名职工，姚秀珠跟随丈夫郑家光——建设深圳的首批５０位干部之一，来到这片空阔荒凉的土地，从此风风雨雨３０年，写就了一本厚厚的“深圳日记”。

  ６月１５日，本报与深圳美术馆举办的“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周年３０深圳家庭相册展”第二展将在深圳美术馆开幕，姚秀珠一家的家庭故事将在这次展览上与观众见面。外地迁居深圳的首批家庭之一，政府大院的第一家住户，咬牙买下的第一架钢琴，特批得来的第一部电话，姚秀珠的家庭相册里，充满着无数个“第一”，要知道，早在“经济特区”正式成立之前，他们就义无反顾踏上了这片土地。

  载入史册的５０个干部家庭

  今年５９岁的姚秀珠是汕头人，婚后与丈夫郑家光一直在惠阳工作。她的家庭，可以说是深圳最早建市的历史见证者。

  深圳市原先叫宝安县，是属于惠阳地区管辖的。１９７９年３月，宝安县改为深圳市，受广东省和惠阳地区双重领导。当时，从惠阳地委、惠阳市、惠阳县调入５０位干部，参加最早的建市工作。在惠阳地区文化局工作的郑家光，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 同年４月，姚秀珠想到深圳看一看，郑家光却在电话中阻止她说，深圳只有一条破破烂烂的解放路，不用抽完一根烟就能走完“全城”了。因为建市工作繁重，希望她不要过来添麻烦，再说当时深圳也没什么好看的。姚秀珠坦诚地告诉记者，她当时来就是想拉丈夫一起“打退堂鼓”，他们的两个孩子当年一个６岁，一个才１岁多，她想来深圳看看，如果条件太苦就拉丈夫一起回惠阳。走出宝安汽车站（现东门中兴路附近），她便见到了郑家光所说的景象，路十分破烂，最高的楼是只有三层半的深圳旅店，根本不像一个城市的样子。

  当时，郑家光一间宿舍住着１６个人，连饭都是定量的，每人只有一份饭。姚秀珠到深圳后，连住和吃的地方都没有，住旅店、叫外卖，在当时是不可能的。丈夫只好等同事都下班之后，把办公室的两张桌子拼在一起，让她凑合了两晚，吃饭也是饱一顿、饿一顿的。

  当姚秀珠劝丈夫一起回惠阳时，丈夫却坚定地说：“你相信我，不用５年，深圳肯定会有大变化。”为了让家庭团聚，又看丈夫如此坚决，姚秀珠决心跟随丈夫一起来深圳，并把两个孩子接过来，成为从外地迁居深圳的首批家庭之一。

  那时的深圳，不仅是个荒凉的边陲小镇，人口不过两三万，直到一年后的１９８０年８月，深圳才正式定名为“经济特区”。

  那时根本没有“租房”一说

  初创时期的深圳，一片荒芜，调来的５０名专业人才都要先充当建筑工人，郑家光也不例外。在姚秀珠的家庭相册里，有一张珍贵的老照片，是丈夫郑家光在深圳平湖工地上与同事合照的。这位英语专业的高才生，本来要调来从事翻译工作，却一头扎进深圳这片大工地，一干就是多年。

  翻看姚秀珠的家庭相册，最让人感慨的是住房条件的更迭。他们每搬一次家，几乎都印证着深圳的又一个巨大变化。从最早的干部宿舍新园招待所（如今的迎宾馆），到蔡屋围的“垃圾房”，从最早的政府大院“路南”（如今的南园新村）到人民北的福利房，以及后来新洲南路带电梯的商品房，深圳在大踏步地发展，姚秀珠的家庭相册记录了酸甜苦辣，点点滴滴。

  “１９７９年的深圳，根本没有‘租房’这一说。”姚秀珠为了让全家团聚，跑遍了文锦渡、上下沙的村子，终于在蔡屋围打谷场找到一间空置的“垃圾房”。村民对她说，“你要是能收拾出来，就给你住吧。”一个多月，姚秀珠硬是把１１平方米的“垃圾房”改造成包含冲凉房、厨房、两张床的小家，一家四五口人奇迹般挤在这里。

  在深圳的第一个家没留下什么影像，姚秀珠一家就搬进了“路南”。那是政府机关最早的宿舍区，以深圳大道为界，一片叫“路南”，一片叫“路北”。姚秀珠一家是早期南园新村的第一家住户。在家庭相册中，记者看到这个简陋的小家已经有了电视机、收音机。“电视机是黑白２０寸，从香港亲戚家里拿过来的，外面用个木箱套住，过关还要打税。”姚秀珠指着照片说，这些都是香港亲戚来家里玩拍的，照片背后还有香港冲印社的痕迹，“那时，家里还没有相机。”

  人民北时期的“两件大事”

  １９８７年，姚秀珠一家又搬家了。这一次，是人民北路１４０多平方米的“豪宅”。从照片中可以看到，意大利瓷砖，雪白的墙壁，都和“路南”的水泥地、毛坯房有着天壤之别。

  在人民北的房子里，这个家庭发生了两件“大事”：拥有了第一架钢琴和第一部电话。在１９８８年的一张照片上，儿子郑熹正在家里练钢琴。姚秀珠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是在东门的博雅画廊买的，３０００多元的“珠江”牌国产钢琴。小郑岚和小郑熹还曾师从深圳交响乐团首席指挥姚关荣，“那时，钢琴可真是奢侈品。”姚秀珠笑着说。

  另一张照片，是１９８７年７月，小郑岚坐在沙发上打电话。照片中的电话是深圳最早一批电话，号码从６位数改为７位数，再到今天的８位数，这个家庭的电话也记载着长长的城市发展史。“当时家里有电话，不是那么容易的事，相当困难。”姚秀珠回忆说，要先打报告，经电话公司老总特批，还要先缴税４０００多元，电话机另计价格７００多元，安装好这台电话总共花了６０００多元。当时的深圳，只有一家电话公司。

  到了上世纪９０年代初，物质生活逐渐丰足的姚秀珠一家，相册上才第一次出现了丰富的精神内容。１９８８年，郑岚春游仙湖植物园留影，那时的植物园初建，还尚未对外营业；１９９１年，郑岚和同学在深圳东门第一家麦当劳餐厅就餐，远处背景是未改造前的东门老街；１９９２年，姚秀珠和郑家光结婚２０周年纪念日那天，去了位于东门南路的深圳第一家婚纱店“文苑”，补照了一套婚纱照……

  在这个家庭相册的最后一页，是这个家庭最小的成员——姚秀珠的孙女、已满半岁的郑思泉。３个月大时，这个特区第三代就被评为“年龄最小的奥运微笑宝宝”。“与郑熹当年来深圳时年龄相仿”，姚秀珠若有所思地说。相册上，宝宝天真无邪的笑脸似乎在为这个特区家庭做结语。几十年来，深圳天翻地覆，姚秀珠三代同堂的家庭一直以生命、繁衍见证着时代洪流的巨大变迁。

  姚秀珠家庭档案：

  １９４９年出生。

  １９７２年与郑家光在惠阳结婚。

  １９７３年女儿郑岚出生，１９７８年儿子郑熹出生。

  １９７９年８月，带着一儿一女跟随丈夫落户深圳，成为深圳建设银行第１６名职工。

  上世纪８０年代初，担任建设银行红岭分理处主任，带领２５名职工创业。

  １９９４年，由于身体原因提前病退。

  ２００８年，３个月大的孙女郑思泉被评为“年龄最小的奥运微笑宝宝”。